十二岁的年纪，他提笔大胆在试卷上写下“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并以此为一生的信仰与追求。借《逍遥游》中鲲鹏的浩瀚意象自比，写作《志在鸿鹄》，赢得老师“将来能为文者”的夸赞。茅盾的一生与文学、与革命的缘分在此就已注定。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他为革命奔走呼号。他从中获得的较为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感。他是一个革命者，也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他提笔记录下挣扎的过程——写就了《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这三部曲正是当时青年在革命大潮中必经的3个时期。

（茅盾的《蚀》三部曲，表现了革命道路的曲折艰辛）

他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养分，创造了都市文学的新模式。在此之前张爱玲、老舍式的都市文学，迷恋软红香土，描绘的多是醉生梦死、挥土如金的都市生活。而茅盾以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反映时代全貌以及发展的史诗性，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观察、分析、表现时代，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

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王国”的最终失败告诉我们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引领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的最终出路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来实现。将政治理想寓于文学作品，是茅盾先生独特的浪漫。

（茅盾先生在创作）

他为人温和包容，在文学视野方面也自然如此。他借鉴、译介外国文学范围十分广泛，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代各大师，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他尤为喜欢的，或许是对当时的社会大有裨益吧。他说过：“我更喜欢大仲马，甚于莫泊桑和狄更斯，也喜欢斯各德。”他将世界文学与中国的革命文学连接起来，始终坚持着“中国文艺形式一定也得循着世界文艺形式发展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他用手中的笔描绘出民族危难当头的时代环境中党领导的解放区所处的历史地位，歌颂其所体现的民族的伟大精神。

借用张光年先生的评价，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是并不多见的“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他一生奋斗在革命与文学的道路上未曾止步，他的革命热情，正像他未完稿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