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他们手握方向盘，知道每一趟要去何处，却不知下一位客人在哪。他们身下有四个轮子，想去哪里去哪里，却只能坐在小小的驾驶座，伸懒腰都费劲。他们是最知道“路在何方”的人，也是最迷茫的人；是最随心所欲的人，也是离自由最远的人。
“一立方米”
每天清晨五点四十分，鸟叫准时吵醒周方，她会睁着眼全身松弛在床上躺两分钟，然后起身收拾停当，泡一杯浓茶，在六点整拎起车钥匙出门，买三个包子一杯豆浆，然后上车，缓缓驶入还没有醒来的街道。
“早上吃两个（包子）就够了，多买一个，以防中午饭点正好有客人，或者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没法吃饭。如果能按时吃午饭，剩下的包子就下午垫肚子。”
一般情况下，周方会边开车边把早餐塞进嘴里；遇上冬天里极冷的日子，前挡风玻璃结了霜，影响驾驶视线、发动机也需要预热，周方就会偷个懒，打开暖空调把霜烘化，坐在驾驶座上，安安稳稳喝下最后一口豆浆。
作为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生活，她已经过了八年。
重复同样生活轨迹的，是二十年前的唐飞。那时的他，壮实、精干，二十多岁，结婚生子后，急需一份更高的收入来填补生活支出的空白。
上世纪末，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经济实力飞速发展，出租车行业一举兴起，作为当时服务业中的“高薪”代表，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原本在派出所联防队的唐飞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在2000年砸了四千块钱学了车，考出了b类驾照。
四千块，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可唐飞没有办法：“我学历低，也没有别的技能，出租车司机在当年收入还不错，就转行去开车。”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只带着对“高薪”的美好渴望，拉开车门，将自己关进了驾驶座。
出租车行业普遍实行“承包”制，出租车牌照由公司向政府购买，然后租给司机，也就是说，司机需要按月向公司缴纳“份子钱”。唐飞选择了“两班制”，和搭档两人承包一车，一人一天换着开，对每个人来说，等于做一休一。
然而即使这样，工作也并不轻松。当年，唐飞每月上交的份子钱高达五六千，一个月十五天，平均到每天，就是370元左右。除此之外，油钱、修理费都需自负。“我每天六七点出门开车，总要到下午五六点，才能开始盈利。”
想多赚钱，就要多出车。年轻时的唐飞会工作到半夜，后来身体敲响了警钟，于是改为夜里12点收车。他每个月能有六七千块钱到手，在十几年前，算是不错的收入。然而换回这几千块钱的，是每天400-500的公里数，相当于从上海到苏州两个来回。
他花十几个小时开完这些路，与一成不变的坐姿、环境、空间，长久地相伴。
出租车的驾驶座，左边是车门，右边是隔板，后面是椅背，前面是方向盘。一立方米左右的空间，有人待了三五个月，有人待了二三年。唐飞坚持了七年以后决定离开，而李国林将自己的身体折叠进这小小的空间里，一折就是二十七年。
1993年，20岁的李国林在广州拥有了第一辆自己的出租车。
1978年春天，广州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新的经营观念和服务方式冲击着南粤大地，同年春交会带来了国内出租汽车行业的第一次改革，“扬手即停”服务迅速在全国铺开。
李师傅在15年后搭上了粤地飞速前进的快车。车轮一滚，就是他生命的27年。从广州到深圳，再到东莞，最后到长沙，四辆车，三四百万公里，是他人生的全部轨迹。在漂泊，也在扎根。
一天里，除去空载、等红绿灯，吃饭的时间，剩下的，才是他们能得到回报的有效出租时间。于是李国立学会了压缩，压缩自己吃饭的时间；也学会了延长，延长自己工作的时间。“干这一行，必须要靠跑出来的。开出租，就是出租时间。”他说。有的人愿意出租时间，或者说，只能出租时间。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出租车司机从业人数超过四百万。在偌大的城市里，公路像血管一样铺开，而他们，作为现代交通体系必不可少的细胞在这血管里忙忙碌碌，却走不出那一立方米的驾驶室。
一立方米是什么概念？
如果想要伸懒腰，必须 打开车门，才能把胳膊伸直。
“我跑不动了”
入行第三年，周方患上了胃病。
“没时间吃饭。到饭点了突然来了客人，你怎么办？就只能饿着。有时候跑的远了，到不熟悉的地方就不敢乱停车，贴一次（单罚款）两百，罚不起的呀。所以要么去熟悉的地方吃饭，要么就吃面包、馒头之类的，这些都是冷的，吃下去很不舒服。”
就这样，一来二去，在经历了长期的胃部不适后，周方去了医院。
“胃炎。”后来周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买了保温桶，自己带饭，每天定时定点停车吃饭，情况才有所缓解。
吃饭难是出租车司机普遍存在的问题。跑到哪是哪，他们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地点，卸客后只能就近寻找餐厅。统计显示，停车是影响出租车司机就餐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上海市一次违章停车的罚款200元，可能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一天的收入。上海市政府2017年3月新修订了《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交通管理部门以最严标准整治乱停车行为，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出租车司机就餐难、就餐不规律的问题。
当年的患病经历曾让周方十分坚决地想要转行，但最终，她还是被现实生活牢牢绑在了驾驶座上。可而对于唐飞来说，困扰他的，除了胃病，还有颈椎病：“脖子疼、背疼、腰疼，开完车回家以后第二天基本都要睡到中午，因为身体真的受不了。”
除了上述这些，周方还提起了该群体的难言之隐：“你憋过尿吗？我开车不敢多喝水，就怕找不到地方上厕所。”
“憋尿”是出租车司机工作的常态。由于找厕所较难，即使找到了也不好停车，有些男性司机会直接在车内准备塑料瓶作为“尿瓶”；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也有人会找个僻静地方停车，拉开车门形成一个三角空间，背过身，面对车门和车形成的夹角，就地解决。不过那些都是男性的“办法”，作为女司机，周方只能满大街开着车找厕所。“去商场、酒店，一些关系好的小饭店也会让你借用洗手间。要是车开在高速上或者堵住了就没办法了，只能忍着。有时候真的憋得心慌。”
现实中，国内对出租车行业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视角出发，运用计量方法对出租车规模、定价机制等进行研究，而社会对于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健康关注度并不高。在知网上搜索“出租车”，会出现四万多项结果，而搜索“出租车司机健康”，近三年来只有10篇相关内容。若检索行业相关的健康分析报告，出现的较为全面的最新结果，则要追溯到2017年。
如果说身体不适是促使唐飞思考离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收入的减少，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发展红利在本世纪初充分展现，经济高速腾飞，国民收入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的私家车拥有量从2000年到2008年翻了近6倍；同时，黑车生意开始抢占市场。而在行业内部，最初一波的竞争与迭代已经完成，小公司倒闭或被兼并，剩下了屹立不倒的四大公司，开启了竞争与相对垄断的新时代。
行业宏观的窠臼投射到每一个微观的服务者身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收入的缩水。
竞争更激烈、空车率更高，油价、修理费、生活费，一切都在上涨，只有收入原地踏步。唐飞进入而立之年，父母逐渐老去，孩子步入小学，压在他和妻子眼前的，是钱，更是生活。
“转行”，他说：“我跑不动了，这个行业也不行了。05年、06年左右，上海几乎家家都有车了，生意越来越难做，我只能转行。”
逃离了出租车驾驶室那一立方米的局限，唐飞转身成了一名公交车司机，过起了作息规律、收入稳定的生活，并坚持至今。不只是他，当时同一车队的同事们也先后辞职，但并未改行，大多还是以开车为生。现在看来，“唐飞们”的选择不无正确：因为当年他们就职的公司早已不复存在。
唐飞的出租车生涯结束了，出行方式的革命却未停止：地铁和公交的不断发展、网约车的出现，都导致行业困境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与此同时，千千万万个“唐飞”却还在不断地入行。刚开出租车三个月的林超，就是这样的存在。
地铁大学城站的路边停着十几辆出租。从地铁站出来的行人陆续上车，接到客的师傅汇入主路车流，后面排队的司机便向前补位。下午三点左右，人流量较少，二十分钟才能走掉一批车，师傅们干脆熄火休息，有人边嗑瓜子边看手机；有人下车活动身体；然而更多的人只是把手搭在车门上，眼睛向外看着，呈现疲惫的无言。林超，也是其中一员。
于他而言，开始做出租车司机是觉得自由，然而现实却与理想大相径庭：入行三个月，他已经换了三家公司，现在一天净收入，是两三百块钱。“这点钱，我不如去送外卖。”他说。
“物价在上升，收入没变化”是许多从业者的共同烦恼。二十年来，油价从两块多涨到了七块多，出租车司机们的收入，却依然停留在五六千元。可对周方来说，她每月需要三个五六千，才能支付房贷、车贷及生活中的各项花销。
但是，也依然有人选择坚守，比如李国立：“这个职业辛苦，但我做了这么多年，没有讨厌过它。它安稳，也能养家糊口。”他这么说道。
2004年，全国出租车数量为903734辆，这个数据在2017年达到峰值1102823，2018年数据下降至1097237。上海市2019年，巡游出租汽车完成客运量347.89亿人，同比下降1.1%。
在由数据描述的宏大现实背后，有多少人为了无奈而转身离去，又有多少人为了无奈而继续坚守，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这个行业终于逐渐和它的从业者一样，将再也掩饰不住的疲态暴露出来。然而作为一个无法再繁荣，却也无法消亡的产业，它却和无数新兴的、热门的产业一样，背负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从而以一种更宏观的无奈姿态，努力而被动地延续下去。
“一百种黑夜的样子”
“从虹桥打车到松江，一共是130块钱，30多公里拼车也得120块，他说80多块钱怎么样？我说你哪怕去投诉，钱一分不能少。”林超拧灭了烟头，苦笑：“这就是出租车克星。”这样的事情，从业三个月他遇上十几次。偶尔也有喝醉的乘客提出奇怪的要求，比如让他开车绕100圈。
“奇葩的人多了”，他总结。
于唐飞来说，从业生涯中则有一件小事让他难以忘怀：他在深夜为朋友代班，送一对提前预定了车的老夫妇去医院。可在他等待良久后，顾客却突然改变主意，取消了出行，并满怀歉意地给他20元作为补偿。唐飞认为“这没什么”，并没有收钱，老夫妇却在不久后给公司写了感谢信，并再次致歉。“公司当时还奖励了我100块钱。钱不重要，主要是我蛮开心的，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谈起多年前的旧事，他依然憨厚地笑了。可工作经历并不总是这样愉快。
“你喜欢开车吗？跑在路上是什么感觉？”当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唐飞否认得平静而无奈：“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讨厌、厌恶，平时和家里人出门我都不愿意开车。做出租车司机那几年，真的不愿意出去跑，但是就为了生活，没办法。”
那些驾着车独自游荡的日子，听车载广播，是唐飞为数不多的娱乐。“当时就听动感101，跟着哼哼小曲”，说到这儿，他有些羞涩，继续道：“要么就是拿对讲机和同事聊天，再没有别的娱乐了。”
逢年过节，由于份子钱照缴，唐飞也不敢休息。别人阖家团圆、万家灯火时，他开着车，独自一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和对家人的愧疚。
对于这种孤独和愧疚，周方感同身受。“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见过这座城市一百种黑夜的样子。”她以这样的话开头，讲述了不久前，那个跨年的夜晚。
12月31日晚，10点，周方还在跑车。那天晚高峰时，她在城区载了一位客人，却因前方路段发生事故，在路上被堵了40分钟。客人着急有事，下车去坐地铁，留下她和车，一点一点往前挪。
“堵着，车一点都走不动，所以我也没办法手机上接单，就坐在这儿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路边很多母女，应该是去过节，而我女儿只能一个人去玩。”
周方的女儿还有两个月就满17岁，喜欢人气偶像组合TFboys，最喜欢听王源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每当不开心时，她总在朋友圈分享这首歌。
跨年那个夜晚，周方点开女儿的朋友圈，听着这首歌，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放声哭泣。“很孤独，又孤独又无奈，听她发的那首歌，我（觉得）真的，那小伙子唱得很好。”说到最后，她笑了。
不到一厘米的车窗，透明的，阻隔了“里面”与“外面”。里面的人无时无刻不向外看，从清晨看到黑夜，从每座城市的百态人生边疾驰而过。
可是，外面的人很难向里看，看不见他们找厕所的窘迫；看不见他们吃不了午饭的叹息；看不见他们腰疼得龇牙咧嘴；看不见他们为了送孩子一张演唱会门票，喝下半杯浓茶，在深夜想着：再跑几单。
他们唯一有机会被看到的时刻，是乘客拉开车门时，那声简短的：
“您好”。
（本文人物均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