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汉密尔顿》中主角有一段剖白贯穿在他人生中每一个关键时刻：“我太多次想象过死亡以至于它像回忆般熟稔，它何时到来？在睡梦中或是七步之外？如果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应该逃走还是随它去？它是否只有节奏、没有旋律？”好友劳伦斯的战死加剧了他对世事无常的恐惧。明天和意外不知道谁先到来。仿佛大限将至般，他一生都笔耕不辍。

然而比起汉密尔顿自愿投身革命而需直面死亡，安妮·弗兰克却是被迫笼罩在其阴鹜之下——作为生活在被纳粹德国占领的荷兰的犹太人，全家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躲进一栋大楼的密室内两年之久。

躲藏的生活并不好过。狭小的生活空间生出的苦闷、烦躁、摩擦，对被发现、被告密的提心吊胆，贫瘠的物质生活，还有青春期的迷茫与躁动，压得安妮喘不过气来。写日记成为了她为数不多的纾解渠道。笔尖一道道划在笔记本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她心中的丝丝缕缕也随之附在了纸张之上。特殊的成长环境促使安妮不停地思考。死亡如影随形地伴随她：她的朋友下落不明，族人被纳粹蹂躏，她侥幸暂时逃过一劫，但梦中除了窗外狂轰滥炸的炮火，还有一双双犹太亡者的手和眼，在凝视着、拉扯着“幸运”的她。

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记里写到：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安妮意识到了肉身的脆弱。面对滚滚流逝的时间长河，人类显得如此地渺小、无力。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下的指爪，怎样才能停留得更久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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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黑若斯达特斯的爱菲索斯城青年早有此感。于是在公元前356年7月21日，他纵火烧毁了亚底米神庙，并自豪地认罪，声称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书上。为了阻止他的这种目的，当局明令禁止任何书籍记载任何关于他的事迹。然而他的这一“壮举”却被史家泰奥彭波斯记录了下来，让这个疯狂的年轻人的名字和亚底米神庙一起留在了历史中。

曹丕与李白则看得更明白。前者在典论中写“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后者则大笔一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杰瑞特·波克斯坦从伦敦广播电台宣布，他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能收集有关荷兰人民在德军占领之下苦难生活的目击报导，公诸大众，他特别以信件与日记做为例子。安妮收听到这段话后，决心在战争结束之后依据她的日记出版一本书。她开始将她的日记加以改写、编辑、润饰，删去她认为不够有趣的部分，并依靠回忆增补一些内容。1944年8月，弗兰克一家被捕。1945年3月，与汉密尔顿一样构想过无数次死亡的安妮·弗兰克病逝于贝尓根-贝尔森集中营，年仅15岁。她的父亲奥拓·弗兰克幸存，遵照她的遗愿将日记整理出版，《安妮日记》至此问世。

德意志第三帝国早已灭亡，二战结束，沧海桑田几度翻覆，她的赤诚呼告却穿透了硝烟炮火、穿透了时间壁垒，盘桓在我们心间。安妮以文字中传递出的精神力量达到了黑若斯达特斯无法企及的目标，寄身在了书页间，在她死后，仍然继续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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